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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2月2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三，天朗气清，春风微凉，可以说大家还是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之中，那个年代过年时没有禁放鞭炮，过年雪花呼呼飘，噼里啪啦放鞭炮的情形随处可见，特别是孩子们，过年的欢乐总是与放鞭炮的脆响连在一起，都在自家的弄堂里放着炮仗，硝烟散尽，手里就会攥着不少未燃的哑炮，然后再继续自己做炮仗燃放，玩得非常尽兴了！

　　然而，这一天的10时10分左右，在北京中山公园的南墙外南长街西口44号大院里，距离人民大会堂约427米处，响起了枪声，大家自然没有太在意，因为附近的人们以为照例是放鞭炮的声音，令人没想到的是，随着几声清脆的响声，人民大会堂三楼会客厅北侧一块窗户的玻璃被枪弹击中，在那扇窗户最外面那层玻璃上，赫然有一个子弹击中的圆孔，弹头掉在两层玻璃之间。

　　我们知道，人民大会堂是我国举行政治活动、办理重大公务的重要场所，从外表上看是一座庄严巍峨的建筑，内里布置也是华丽且具有国家风范。在当年建筑规划设计的时候，考虑得最全面的就是安全问题，护墙和地面用彩色大理石铺砌，周围汉白玉明柱，采光所用的窗户玻璃，是经过仔细择选的，材质坚硬，并且有里外夹层，是非常牢固的。然而，这颗小来的子弹，竟然击穿二层玻璃，可见威力是巨大的。

　　尤其是这次枪击发生的时候，正值这里举行重要国事活动，二楼会客厅，周恩来总理正在接见外国元首。自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人民大会堂就从未发生过如此恶劣的事件，可谓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是不是敌人搞破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格外的重视，并立即批示成立人民大会堂“枪击案”专案组，任命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为组长限期破案。

　　于桑是我国顶尖的安保专家，曾经领导和侦破了一大批大案要案，是那个年代最富传奇色彩的公安英雄人物。他出生于四川渠县丰乐乡郁家湾（今丰乐镇光辉村八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家中贫穷，且年仅八岁的他就失去了父亲，不得不停读私塾而被家人送往寺庙为了生活打杂工，而在这之后更是经历了许多令人心酸的事情。至14岁时，于桑真正开始背井离乡，四处打工。在这段日子里，他受人欺压，受地主阶层的剥削，给幼时的于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令他格外厌恶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16岁就参加了红军，经历过反围剿及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期间，于桑到达了陕北延安，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做情报侦察工作。先后出任了关中分区保安科副科长、科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科长，洛川特委社会部部长等，在他的保卫工作期间，也是完成了许多出色任务，最出色的是1937年4月25日清晨，周恩来与张云逸、孔石泉等人在行至延安与甘泉县交界处的劳山地区时，突然遭到了一伙武装土匪的袭击。

　　他们乘坐的卡车轮胎被土匪打爆，已经没办法开动，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总理等人迅速的从铺天盖地的子弹中转移到附近山沟里，此时，得知消息的于桑率领骑兵及时赶到，将领导一行安全接回延安，随后，他展开调查，查清袭击案的幕后元凶——劳山地区的土匪头子李青伍和当地民团团长姬延寿，并派出卧底将土匪一网打尽，于桑立了大功，受到了上级的表彰。

　　于桑对待保卫工作十分尽职尽责，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之后，他稳定社会治安，巩固民主政权，捉汉奸抓特工，为革命区的安全稳定立下了很多功劳。特别奉命保卫高层领导人期间，严密监控着各类嫌疑人，多次成功抓捕企图暗杀的特务，保证了人的安全，他也因此肩负了更多的重任，这次人民大会堂枪击事件，具有丰富侦察经验的于桑再次临危受命，可见这次案情的重大。

　　当时，于桑在第一时间亲自带人赶往案发现场，根据子弹射击的方向以及射击轨迹认定，凶手是借用案发当日北京大风肆虐漫天沙尘作掩护，在车内移动状态开枪射击的。那个年代拥有车辆的人不多，可见凶手不是一般的人，更重要的是，当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刚从战争进行和平建设的时期，人民群众保家卫国个个勇敢地拿起武器与敌人作战，因此，遗留在民间的也不在少数，仅凭现场留下的子弹和弹痕找出凶手实属不易。

　　专案组根据弹孔延长线，认为枪手的射击位置在长安街上，立即对当天过往所有车辆进行排查，结果未曾发现任何线索，一时案件陷入僵局。此时，有人推测从弹孔延长线判断射击位置是错误，因为力量减弱的弹头其弹道会发生改变，不走直线，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从中山公园方向围墙一带开的枪。这一推测让专案组人员更是高度警惕，因为中山公园是大的公共场所，可能是有组织的刺杀事件，枪手一次没有成功，很可能会有第二次行动，为此，安保工作进一步加强。

　　同时，专案组还对这一片地区可能埋伏枪手的地方进行了一一排查，这一天，专案组工作人员对南长街南口44号大院调查，由于这个大院住的都是高级干部，大家都认为与枪击案应该关系不大。因此，只能算是例行检查，没想到的是，就在这里，有院子里的居民反映，2月2日上午听到国家体委局副主任李达家的方向传来几声特别大的鞭炮声音，有孩子称这鞭炮劲够大，也有人说可能是打枪。

　　这一情况引起专案组的格外的重视，立即查阅有关人员的持枪情况，发现居民所提供的当年担任体委副主任的李达，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排列第二位，同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建国后曾经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后来因故调任体委副主任职务，同时，他家曾经持有一支小口，且能发射5.6毫米的子弹。

　　李达，出生于陕西眉县横渠镇横渠村5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小时候靠亲支资助上过几年私塾，因成绩特别优秀，后保送到横渠高级实业小学，随后考取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镇公所任文书，后参加西北军，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后来，所部改编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被蒋介石派往中央苏区“围剿”红军，部队驻扎在江西宁都。

　　当时，江西宁都虽然被军占领，但四周都是革命根据地，周边都是红军的游击区，这里不通铁路，不通水路，补给十分困难，加之这支队伍全是北方人，吃习惯面食而这里天天吃米饭，扎南方水土不服，瘟疫肆虐、士气低落。担任少校旅部参谋李达毅然决然地追随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参加了宁都起义。

　　李达当时负责的工作是由宁都前往南昌催促接应粮饷，他日夜兼程，快马加鞭赶往南昌。宁都离南昌三百多公里路程，而且山高路陡，河流纵横，加之此时正值冬季来临，北风呼啸，寒风刺骨，任务十分艰巨。但李达坚定信念，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提前把这批救命的重要军饷物资提前运回到了宁都。要知道，那个年代物资十分紧张，这批物资对26路军的参加红军后起了巨大的作用。

　　特别是李达运回来的新衣服、新棉被和饷银，使26路军上下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像过年一样开心，特别是那些旅长、团长、营长们，听到消息说李达从南昌带回来不少上峰奖励的好烟和好酒，要与军官们一起分享，接到军部通知，今天晚上大摆宴席要召开“领饷庆贺大会”，大家都很高兴想一饱口福，所有的人都兴致勃勃地来参加庆贺宴。谁知所有的军官刚刚坐定，只见宴会大厅的大门立即关上，随后宣布起义参加红军，接回军饷并为解除这些军官摆下“鸿门宴”立下大功的少校参谋李达，被人称为宁都起义1.7万人起义当红军引爆人。

　　李达当红军之后，找到了自身发展的平台和大展身手的机会，他记忆超人，打仗时打地图运用得如神，因此得到“军中活地图”之誉。无论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对很多战役的胜利都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抗战时袭击阳明堡飞机场、伏击神头岭、急袭长生口、破袭正太路、粉碎日军“围攻”、疯狂“扫荡”及其“囚笼政策”“三光政策”，建立抗日根据地立下了赫赫战功。

　　李达上将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叱咤风云，家庭生活却是历经波折，他的老家的时候，由父亲之命娶妻张氏，并生下一个儿子，就是他的长子李如龙，这孩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忙于革命事业离开了老家，从此再无音信。直到李如龙结婚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7月，李如龙被秘密接到了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亲。

　　当年，李如龙见到父亲是二野参谋长，便得出要在部队谋个职位的想法，不过被父亲告诉他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我的儿子中也应该有一个种地的农民。”拒绝了他这一要求，他果然回老家当了一位农民。三年困难时期，李如龙一家人实在没有东西吃了，只好鼓起勇气去了北京，找父亲帮忙。看着瘦得不成样子的儿子，李达心里比谁都难受，但当儿子提出想让他帮忙找个工作时，李达还是硬起了心肠，说：“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后来，李如龙一直在家里当农民，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劳动模范。

　　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时任129师参谋长的他，经人介绍，与一位师部女干部齐珂结为伉俪，并生下两个儿子，名叫李健民和李仲民，后来，在1944年的时候，两人离婚。

　　进入解放战争后，李达又组建了家庭，与高级党校的女教员张乃一结为夫妻，生下二女一子，大女儿李彤一，小女儿李丹，小儿子李迪民，这一个孩子是他担任云南军区司令员的时候所生，夫妻对他都格外的宠爱，李迪民作为将门之后，自然是十分喜爱玩弄，还曾经偷偷地拿着父亲的在小伙伴们面前弦耀，父亲多次警告过他，当年，李迪民今年只有16岁，那一年刚刚上高一，但处于叛逆期年龄的他根本不听，因此效果不太理想。

　　这一天，正值寒假春节期间，李达夫妇都出门了，李迪民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他立刻呼朋唤友，并拿出了那支步枪，来到了自家院子中准备向朋友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枪法”。恰好此时，自己院子不远处的一棵树，凛冬中的树枝已经光秃秃，只有几只麻雀缩在鸟窝里，有气无力地叫着，于是，他举起了枪瞄准向了麻雀，连开了几枪之后，一只麻雀也没有打到，麻雀们都扑棱棱飞上了房顶，这时候朋友们都哈哈笑了起来。

　　李迪民自然不愿罢休，于是端着枪爬上自家的房顶，准备给麻雀致命一击，房顶离地面有3米高，上面除了一些稀稀疏疏树枝，毫无障碍物，放眼望去人民大会堂尽收眼底。此时，一伙麻雀群是朝人民大会堂的方向飞去，毫无顾忌的他端起枪朝着麻雀飞走的方向又开了几枪，终于一只麻雀落在地上死了，引来房顶下小伙伴们一阵欢呼：真是飞枪打中飞鸟的神枪手呀！

　　得到广泛赞誉在朋友面前长了脸的李迪民，自然很开心，得意地从房顶上跳下来，捡起那只的麻雀，又和朋友们开心的玩了起来，他绝对没想到自己在房顶打偏的几颗子弹，竟然击中人民大会堂的玻璃。后经专案组用李迪民的步枪进行模拟实验，发现子弹击穿玻璃呈现的破裂形状和弹孔穿过玻璃留下的痕迹，与案发现场完全吻合。由此，“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真相大白，并非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也并非是敌特行为，仅只是打麻雀引起的一场误会，一场意外。

　　当时，得知李迪民无意识犯的错，制造这起令人虚惊一场的枪击案，周恩来听完汇报后虽然表示不予以追究法律责任。但他对身边的人意味深长地说：“的问题必须要重视，要严加管教，谨记“八旗子弟”的历史教训。”并责成家里对小孩必须要严加管教。

　　尽管这次枪击案在有惊无险中落下了帷幕。而这次的突发事件，是因为没有正真获得严格的管理，一个十几岁的娃娃都可以随意使用，上级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对此专门组织人员进行研讨，指出如若不妥善储存放置，那么肯定会后患无穷，于是开始非法进行收缴。对如今的禁枪，能够说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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