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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南天》讲述了春夏之交的南方，两男两女彼此貌合神离、又各自暗生情愫的故事。

　　住在深圳城中村的男青年小东（黄宇聪 饰），和师父在小舞台表演猴戏，是游乐城里的“美猴王”。但不久游乐城倒闭，被饮食城取代，两人被迫转行。为了能重建小舞台，师父让小东留下做了守湖保安。

　　在守湖过程中，小东认识了前来放生金鱼的女孩园园（林子熙 饰）。园园曾是舞蹈演员，后来因为感情问题离开了舞台。由于都经历过梦想的破碎，两人有些惺惺相惜，关系也变得暧昧起来。

　　小东的女友杜鹃（陈宣宇 饰）是个花艺师，经常到龙老师家插花。龙老师是个神秘的中年男人，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杜鹃嫌弃男友幼稚，却被龙老师这种神秘气质深深吸引。

　　龙老师的扮演者是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之所以选他，是因为导演偶然注意到了梁龙生活中的某个安静的时刻：那种一言不发，却让人感觉背后有许多故事的状态，非常契合“龙老师”这个人物的预想。

　　电影在潮湿、闷热的氛围中展开，片中角色们在城市里来回游荡。然而这一个故事对小东而言，却是一个不能更丧的结局：他从美猴王沦为小丑，又发现了女友杜鹃的精神出轨，最后向园园示爱也未果。

　　电影是在深圳拍的。导演高鸣是客家人，深漂23年。他说，自己想描述的正是这种“想飞起来、但是被人摁住的状态”。

　　大概是2015到2016年，因为工作不顺，我的情绪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下沉。为了缓解这种压抑，我就去香蜜湖边跑步和钓鱼。那个湖在深圳的市中心，是一个废弃的游乐场，周围环绕的都是高楼。我以前从没有注意到城里还有这样一片开阔的地方。

　　除了钓鱼的人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人会去这片废弃的湖边。在那期间，我对自己的过往以及遭遇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不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又是为何会走到那样的一个状态。正因为这种不明白，让我产生了一种写作的欲望。

　　在制片人的鼓励下，我重新拿起笔开始写剧本。剧本的第一稿叫《乐园》，后来叫《乒乓》。在写到第三稿的时候，“回南天”这一个名字自动冒了出来。

　　在南方待过的人都知道，“回南天”其实就是一个天气现象的描述。在春夏之交，有那么一个星期，空气中凝聚着大量的水汽，会让墙上地上到处都是水滴，我们叫做“万物流泪”。那是一年中最难受的几天。

　　被包裹在水蒸气里的感受，你是说不出来的，但是极其痛苦。在写剧本的时候，我猛地发现这种天气现象跟我们人生遭遇情感下沉、遭遇困境的状态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深圳给我的感觉就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非常迅速，同时又郁郁葱葱的一座城市。它属于亚热带到热带过渡的海洋性气候，光照雨水非常充足，所以植被显得特别好。在这里你会产生很多莫名的疑惑或者幻想，它有那种不可知的神秘感。

　　深圳也是一个以高科技为主的全新城市。它的变化特别快，其实会产生很大的魔幻性。就像电影拍完之后不久，拍摄地香蜜湖就封禁了，我们就进不去了。

　　电影另一处取景地在深圳的城中村白石洲，在那里有一个说法叫“握手楼”，就是说楼与楼之间的距离特别近，这一栋楼的窗户伸出手跟另外一栋的人可以紧紧相握。

　　如果你在深圳生活过，就会注意到周边的声音对你的影响。《回南天》你仔细听的话，会发现突然传来了旁边小孩子说话的声音，装修电钻的声音，家里人放电视的声音，或者说练琴、吹笛子的声音等等。在后期制作的步骤中，我们没消去这些声音，因为我们觉得它们在这空间中是浑然的，是包在一起的，像一个火锅一样，恰恰能代表南方。

　　深圳本地人少。在深圳大家都讲普通话，都是从五湖四海来到这一个地区。它的这种平等性是其他城市少有的，会给一无所有的外地人很多机会。

　　但正因为这种平等，当有“得不到”的时候，也会有很强烈的挫败感。在这一个地区你会感觉自己是个过客，“寄居感”特别强烈。

　　龙老师的演员是二手玫瑰的梁龙。我之前跟龙哥是不认识的，但是我很喜欢听二手玫瑰的歌。有一个特别巧的机会，就是我的监制耿军导演在深圳拍一个短片，我去做了他的副导演，龙哥刚好有出演。在片场跟龙哥接触时，我就不断地去观察他的日常状态。

　　我注意到他有一个特别安静的时刻，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剧本中龙老师的那种感觉。他是那种不怎么言语，但背后有很多故事的人。在龙哥身上，我找到了那种神秘感，就跟他提议。他看完剧本以后，觉得可以把握这一个角色，很快就答应了。

　　在鹿特丹首映完了以后，有一个法国的制片人特别激动地拦着我跟制片人王磊，特别高兴地跟我们说，他认为这个电影让他想起尤奈斯库的《犀牛》。他认为我们在现实中提取的元素产生了巨大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感跟看完《犀牛》的那种感受是一致的。

　　鹿特丹电影节提出了“南方新浪潮”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南方的作者有个共同性，他们都不是在原原本本地讲一个故事，更多的是以这一个故事为背景，讲自己内心的状态，或者是他认识世界的这种方式。

　　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去画美猴王，因为我很喜欢他那种无所不能、腾云驾雾的自由感觉。每个人都想要飞起来，但多数时刻是被人摁住的状态，人生就是这样。

　　我从小喜欢电影，但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拍电影。直到我看完贾樟柯的《小武》以后，猛地发现其实电影离我们很近。《小武》讲述的是你身边朋友的故事，会让你对电影产生亲近感。

　　于是我就拍了短片《阿松》。尽管当时连走位都不知道。我觉得最初的勇气都是很荒唐的，但正是这种荒唐的勇气促使自己拿起摄影机。

　　我现在每天的生活特别简单。对我来说，越往后做，发现了自己缺失的东西越多，我本身不是学电影的。每一次自己都觉得做得不完美，但我不会放弃，会不断想办法做好它。这也许就是电影的魅力。

　　现在我每写一个新的东西，都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往前走了一步。真的挺感谢能够遇上电影的时刻，我觉得把我的人生一下拉回了10年。很多人到了40多岁以后开始懈怠了，但我现在还是一种特别饱满的状态。

　　高鸣是出生在江西石城的客家人。和很多生于70年代的人一样，他的童年也有一支电影放映队相伴。但中学以后，他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画画，“我感觉自己会成为画家。”

　　这种幻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 1992 年才破碎：因为连续两年的文化课总分不合格，高鸣没有录取到任何自己最喜欢的美院，只好极不情愿地读了一个当地的师范学院。

　　1996 年大学毕业后，高鸣教了半年初中美术。后来觉得实在无聊，于是决定去深圳闯荡。“当时没有一点目标，也没有一点期望。带了800元，就来了。”那是一种“荒唐的勇气”。

　　初来深圳，所有公司员工还住在城中村的“握手楼”里，楼与楼之间近到触手可及。大家一起分工买菜做饭，饭后就围坐在一起嬉戏、玩笑，“各自讲着糗事，笑到脸抽筋”。这群人中最好的一个伙伴，成了高鸣第一个剧本《白墙》的人物原型。

　　不久，他喜欢上了“淘碟”，并由此认识了一个卖盗版碟的小伙子，外号叫“排骨”。据说，深圳的影迷都曾经在这个人手里买碟。“排骨”自己只喜欢看《马大帅》，却对各路电影大师如数家珍。高鸣认为这个人有意思，就拍了纪录片《排骨》。

　　拍摄《排骨》是很偶然的，高鸣被他对爱情生动的描述打动。“同时打动我的，还有他现在的状态。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有质感的生活。”

　　在片中，高鸣有意凸显排骨的个人情感，弱化他事业的艰辛。有一个片段是排骨坐在家乡的土地，想着要赶紧回深圳，“但深圳真的是他的梦乡吗？文人心中伟大的乡愁对于排骨来说是不成立的”。同在都市漂泊的高鸣清楚，拍摄《排骨》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在拍他自己。

　　《排骨》在多个纪录片影展上映，所获赞誉无数。以至于15年后，提起这部片子，许多观众依旧挂念着“排骨”现在过得如何。然而，《排骨》并没有让高鸣就此出道，他之后彻底投入到设计工作中。作品包括深圳大运会的会徽、国际植物学大会品牌推广等，成为圈内知名设计师。

　　2009年开始，高鸣走上创业之路，一忙七八年，几乎与电影完全隔绝。然而，他说自己“完全不是做生意的料。这其间的煎熬，只有自己明白”。

　　情绪逐渐下沉的高鸣意识到，拍电影是他人生新的出口。2017年的First电影节创投会，《回南天》成功从700个剧本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得奖的八部作品之一。那届创投评审主席是曹保平，他尤其赞赏剧本中空间氛围的营造和建构。

　　在高鸣的设想里，电影的四个人物对应青年到中年的四种状态。他把对于不同年龄段人的理解放置到这些角色上，让每一个人都去面临各自的问题。

　　比如小东是属于少年蒙昧的状态，杜鹃明显就比他成熟得多；园园追求过梦想，但最后发现得到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龙老师衣食无忧，却不得不独自背负沉重的过去。“因为有了多年做生意的经历，我其实对人有很多疑问。这部电影就是在触摸这种疑问。”

　　拍完《回南天》后不久，市中心的香蜜湖就封锁进不去了，这里之后将会改建成深圳又一个CBD；而电影中另一个重要取景地白石洲，作为深圳仅存的最大城中村之一也将面临拆迁。剧烈的外部变化，几乎是催着他把电影拍了出来。

　　“在湖边坐久了，慢慢会产生种种幻觉。”《回南天》恰恰建立在这种幻觉之上，并让高鸣重新开始审视自己。当他把现实混杂着非现实搬上银幕，整部电影如同导演本人直接的心理投射，“就像剥笋一样，慢慢地剥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