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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稳步的增长理论、经济社会学。

　　摘要：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制度创造，福利国家模式确立的初衷，旨在达成兼顾效率公平的社会进步秩序。但是，这种基于福特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自身蕴含了一个增长悖论，即更多的增长可能引致福利支出的更多需求，福利负担的加重反过来削弱经济稳步的增长和福利支出的基础。19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服务化、老龄化使得增长悖论凸显，不得不在财政约束、收入公平和就业增长三难困境中做出权衡，由此，持续至今的结构改革加剧了福利国家模式分化。尽管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趋势，福利国家模式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仍有诸多启发价值。

　　本文旨在说明：作为替代自由资本主义的一类现代化模式，福利国家发展所导致的理论视角的变化；通过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考察，获得一些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有益启示。关于二战后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转型的认识，大致沿着强、中、弱三种理论版本展开，其共同点是重视均衡社会的重要性：第一，加尔布雷斯的强理论版本，即垄断资本的权力与控制。在丰裕社会概念下，加尔布雷斯提出均衡社会的图景，即私人投资与国家公共品提供之间的平衡。新工业国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大规模的公司成为主导甚至取代市场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生产体系对于消费体系或总需求的控制，国家和消费的人成为资本谋利的工具。[1][2]第二，法国调节主义的中理论版本。以劳资关系在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立论依据，从福特主义工业化的制度互补、系统调节角度，给出了福利国家内部矛盾的动态分析。这种理论认为福特主义第一次创造了自己的消费模式，在经济社会协调机制的理解上，与加尔布雷斯存在相似之处。第三，福利国家理论的弱理论版本。这种理论版本最近30年的发展中，发生了与调节主义相互融合的趋势，其特色表现为：基于国家、市场（企业）、家庭的组合，对福利国家结构可以进行分析，社会权利的分配构成其研究重心，并将效率分析隐含在福利组合之中。这种理论试图以福利国家的建设缓和阶级冲突，并以阶层或群体概念替代阶级概念。福利国家作为法治国模式从其确立之初（二战后黄金时代），便蕴含了“增长悖论”：即，更多的增长可能引致福利服务的更多需求，同时也增加了提供服务的费用，反过来又会削弱这些活动的筹资基础。这个悖论导致了传统福利国家模式的不可持续，1980年代以来，发生了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向积极福利国家模式的转型，福利组合结构在各国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加显著：即，面对“财政收支平衡、收入公平、就业增长”的三难困境，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换取财政平衡和就业增长；社团主义福利国家以牺牲就业增长为代价，换取财政平衡和公平；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以牺牲财政平衡为代价，换取就业增长和公平。这些困难与再平衡发生在城市化、服务业和老龄化趋势之下，而这些趋势和挑战恰是中国迈向高质量现代化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明确了共同富裕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图景，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全新现代化模式，正是本文的写作初衷。

　　[2] [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1-3页，第301-307页。

　　二战后，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化的快速完善，福利国家作为一种替代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模式在发达国家确立起来。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趋势，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受到了理论关注，如：法国调节主义称之为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以区别于泰勒主义及以前的自由主义模式，这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消费调节方式的演化而言的；新发展主义称之为社会发展型资本主义（1940-1979年）、食利者-金融家资本主义（1979-2008年），以区别于自由竞争产业资本主义（1834-1929年），这是就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导力量的演化而言的（Bresser-Pereira，2017）；[1]哈贝马斯称之为福利国家范式、程序主义的法治国范式，以区别于自由主义的法律范式，这是就资本主义民主规范模式的演化而言的；福利国家理论重新定义了福利国家，称之为一种维持凝聚的积极力量，以区别于福利体制作为工业化副产品的视角，这是就资本主义权利体系演化而言的。因此，上述几种理论中的福利国家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社会保障体系的快速建成为标志，即福特主义主导的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建设时期，发生在1950-1970年代这个工业化的黄金时代；第二阶段以新自由主义和去管制化思潮的兴起为标志，即后福特主义主导的积极福利国家探索时期，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之后，至今仍然处于过渡、整合与调整阶段。

　　1.原则。自由竞争产业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制度基础，即波兰尼（2017）所谓劳动力市场、金本位、自由贸易三原则，[2]这套原则作为一个整体在1830年代确立，经历了百年发展但是未能经受住大萧条的打击，最终被二战后的福利国家模式取代。为了适应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福利国家的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权利、去商品化、阶层化三原则之上（Esping-Andersen，1990），[3]目的是通过再分配促进公平与效率、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体现在社会政策中的社会权利，是去商品化和阶层化的制度保障[4]，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因此成为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核心标志。

　　2.调节机制。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调节机制，是国家对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竞争的保障。这个机制蕴含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三个假设：自由竞争实现市场出清，促进社会总体福利增长；普遍平等权利保障名义上的社会公平，促进财产分布的平等分配；市场主体具有追求平等的能力，能够抵抗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与之不同，福利国家的核心调节机制是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三方互动关系，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源于演化条件变化：经济领域中，二战后福特制的兴起导致了诸多变化，典型如——生产规模的扩大主要是为了适应技术进步；大型企业的计划能力使得组织取代了市场；垄断力量将国家调节总需求的功能纳入生产体系等等（加尔布雷斯，2012）。[5]大型企业与国家的这种关系，表现在社会领域中，就是生产体系对消费体系的控制，典型如国家通过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促进家庭消费的提升，作为一种生产模式，福特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自己的消费模式（Aglietta，2015）。[6]这种创造的最核心的特征，在于政治公共领域中公民参与能力的提高，典型如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三方伙伴关系的建立对于社会福利权利谈判提供的支持等。

　　3.规范模式的总体特征。哈贝马斯（2014）把这种总体特征的变化，称为自由主义法律范式向福利国家范式的变化。[7]自由主义模式描绘的是一种经典的分权格局，这种格局中的社会与国家是对立的，宪法原则把国家领域与社会经济领域严格划分开来：社会经济领域中，个人以私的自主方式追求幸福和利益，个体基本权利旨在国家权力的滥用；国家的任务是创建规范和制定政策，为自由竞争提供最基本的秩序保障，反对经济自由的滥用。战后福利国家模式的确立反映了日益复杂的联系，尤其是工会、大型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对于公共服务提出的越来越多的新要求。于是，福利国家的目的，转向机会公平的保证和分配，模式属性的这些变化，已经不能由原子化社会假设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了。

　　作为第二代福利国家理论的阐述者，艾斯平-安德森认为这种理论与黄金时期第一代福利主义的区别，在于强调福利国家是一种结构或者一种制度化的社会机制，即上文所说的福利国家模式。这种新的福利国家理论一方面认同法国调节学派的福特主义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包含了福利组合理论关于权利体系的认识，属于一种较为综合的框架。福利国家模式的结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1.调节主义理论。调节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葛兰西的“福特主义”分析思想，基本立足点是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之间的相互调节与适应，核心观点是劳资关系及其变化之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福特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是战后资本主义区别于自由主义的关键[8]。第一代调节主义者确立了一种基于整体观的制度互补分析框架，根据Aglietta（2015）的论述，构成总体积累方式的制度结构形式包括：（1）劳资关系，集体工资谈判确保名义工资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维持生产所必须的消费支出能力；（2）国家的社会保障，维护家庭和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3）市场组织，大型企业之间的竞争确保生产条件更新和效率改进；（4）金融体系，维持生产消费的循环；（5）四类制度形式构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的构架，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国际竞争，确立国际分工地位。[9]概言之，福特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创造了自己的消费模式，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1990年代以来第二代调节主义理论的发展，将研究重心转向资本主义模式多样性分析，这是另外一种福利国家结构分析方法。例如，基于福特主义和劳资关系这个分析传统，Boyer(1997)将资本主义模式划分为四类：市场取向（英国、美国、加拿大）；社团主义或企业主义取向（德国、日本）；社会民主取向（瑞典、奥地利）；国家主义取向（法国、意大利）。[10]比较而言，由于社会权利分析方法更加具有问题针对性和政策针对性，因此在与福利国家理论的竞争中，调节主义渐渐淡出人们视野，而这种理论中关于劳资关系的分析方法，也被福利国家理论吸收，融入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论题之中。

　　2.福利组合理论和福利国家理论。调节主义第一次打开了劳资关系的黑箱，确立了社会权利在国家、市场（企业）、家庭联系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就社会权体系利的理解而言，其分析仍然处于抽象层面。福利组合理论和福利国家理论进一步将社会权利的分析具体化，从而形成至今在政策领域影响甚广的一种认识框架。（1）福利组合理论。Rose（1986）系统考察了社会总福利的三个来源——国家、市场（企业）、家庭，并且根据三个来源的不同组合及其动态，对福利国家模式多样性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描述，总体结论是——尽管发达国家之间在福利提供标准上具有收敛迹象，但是鉴于国家、市场（企业）、家庭福利组合在各国存在结构上的差异，呈现出了不同的福利制度模式。[11]这种分析方法抓住了区分模式多样性的一些重要因素，如制度和文化。其后，爱沃斯和拉维尔（Evers A. & J. Laville，2004）通过纳入合作组织、互助组织、社团等“第三部门”，将“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三因素基本框架予以拓展，进一步打开了福利国家模式多样性的分析视野。[12]这种扩展的启发性，在于吸收了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论述，把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权利放在公共政治协商过程中做多元化的分析，揭示出经济社会政策与利益诉求的现实联系方式，并因此具有了与福利国家理论的交叉点。（2）福利国家理论。尽管像福利组合理论那样关注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福利国家理论建立在社会权利这个根本因素上，抓住了理论问题本质，艾斯平-安德森对此做出了创新性贡献，包括三个要点：第一，重新定义福利国家：不只是一种干预、矫正社会不平等结构的机制，它本质上是一种阶层化系统，一种维持凝聚的积极力量；第二，理论前提：一是以社会权利的制度化为公民提供保障，二是以社会政策应对社会不平等；第三，分类：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福利国家。这些福利国家模式的形成，是制度建设适应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模式演化的不可逆转性。这种不可逆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特定经济社会政治的关联促成了福利国家模式，二是既有模式需要根据变化进行修补，以适应新情况下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要求。这是下文要探讨的内容。

　　[2] [匈]卡尔·波兰尼，《巨变》，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3-207页。

　　[4] 按照Esping-Andersen（1990）的解释：去商品化，就是为离开劳动市场的人员提供失业、失能、养老等保障；阶层化，就是通过社会权利的确立，让不同职业、不同群体在同意或共识的基础上参与发展分享，阶层化作为阶级分化的替代，用于缓解社会冲突、增加社会凝聚。

　　[5] [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1-3页，第301-307页。

　　[7]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14年，第303-313页、第497-506页、第 516-527页。

　　[8] 袁富华、李兆辰：《嵌入、调节与治理:历史时间与现代化路径》，《经济与管理评论》2021年第2期。

　　总体来看，1950-1970年代的福特主义（或以被动转移支付为特征的传统福利国家），为发达国家创造了生产/消费协调发展的宽松环境、推动了知识中产群体崛起、培育了社会活力，从而奠定了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的发展基础。与此同时，跟着社会权利要求的扩大，福利国家也因此日益陷入“增长悖论”：在现有福利体制下，更高的增长将会引致福利需求的更多增加，从而提高生产经营成本、抑制效率提升。石油危机、服务化、老龄化凸显了增长悖论，传统福利制度变得不可持续；1980年代以来，旨在寻求效率/福利再平衡的积极福利国家模式探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图1、图2直观显示了195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根据米歇尔的历史数据统计，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发生的一个现象是（Mitchell，2007)：（1）自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1830年代确立以来，欧美老牌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就业比重高于30%的持续时期一般在百年左右，且在1950-1970年代的福特主义时期达到峰值。第二产业作为蓝领工人就业的主阵地，吸收农业部门劳动力且培育产业工人。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知识中产群体主导的均衡社会。（2）与老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中国等短期内完成工业化追赶的国家，第二产业就业水平不仅偏低，而且作为产业工人主阵地的时期较短，日本大概是在1960-2000年处于这个时间段。（3）1980-1990年代是一个朝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过渡时期，其间，服务业替代第二产业成为就业比重主阵地，城市化率持续提高，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演进，后福特主义时代开启。（4）同时，这个过渡时期也见证了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支撑战后福特主义工业化的那种有利年龄结构消失了，代之以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与欧美国家比较起来，日本、中国等时间压缩的工业化对人口红利的消耗更快。[1]战后福利国家模式的确立，除了得益于较好的经济社会条件之外，也得益于那个时期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三方合作的建设，对此，左大培、裴小革（2009） 给出了系统的分析：福特主义的利润分享和劳资谈判机制，在获得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得到确立。[2]在综合考虑国家/社会关系、企业内部组织的基础上，这类分析给出了更加具体的国别福利模式，如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日本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等等。但是，正如前文所述，1980年代之后，以社会权利和劳资关系调整为核心，福利国家着手进行福利国家改革，随着积极劳动市场、工作福利等理念的提出，社会投资的效率导向在1990年代之后受到重视。于是，去管制的自由主义转向更加温和且符合现实的弹性安全政策（Morel etal，2009），[3]旨在缓解福利国家模式特有的增长悖论。

　　福利国家模式中的增长悖论可以直观理解为：公共支出扩大，倾向于削弱公共支出赖以增长的经济活动基础。在安德森等人的认识中，悖论是内生于福利国家模式的现象，它产生于以下经济社会条件变化：[4]（1）瓦格纳定律：总体来看，随着国家概念的发展，随着文明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人们对国家服务需求的增多，国家活动范围更加广泛。同时，这种趋势也导致了国家税收的持续增长，税收增长速度甚至比国家活动范围的增加还要快。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国家政策手段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综合和昂贵——即，同样的需求，需要一个更完善、更高级和更精致的方式来满足。以教育系统为例，这种现象在政治经济中具有“规律”的性质和重要性，人类的进步对国家的要求不断提高(Chaloupek, 2018）。[5]显然，瓦格纳定律与恩格尔定律密切相关，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逐渐转移到与生活质量有关的服务上来，如日托、就业、健康照料、老年照料等等。（2）同时，服务化趋势也带来了其他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鲍莫尔成本病（或者说服务业效率改进与质量提升之间的矛盾）。不同于制造业的规模经济，鲍莫尔成本病针对两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服务业效率提升与服务质量提升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典型表现在教育、医疗以及社会服务领域中。第二，服务业内部分工导致的显著的收入不平等。[6]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行业吸收了有限的高端人力资本，大部分劳动力在中低端服务业积累。按照鲍莫尔的解释，技术结构决定了服务业的相对低效率，相比较而言，服务业总体上缺乏工业那样的规模经济和累积性效率改进动力。换句话说，服务业缺乏较高的产业关联效应。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安德森等研究者进一步考察了增长悖论的发生机制，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更高的增长意味着更多的产出和收入，从而导致更大的税基和更高的税收收入。[7]这是一种通常认识，即，试图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来解决公共财政面临的福利支出压力。第二，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力量和/或工会的协调具有以下效果：私营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会提高私营部门的实际工资，而且会提高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包括公共部门的实际工资。公共部门工资的上涨增加了公共开支，并吸收了部分税收收入的增加。第三，在工资普遍提高的条件下，除非通过指数化(工资)得到保护，否则，公共养老金和其他转移支付将相对于工资下降。面对这种可能的情况，出于维护退休者和其他利益的考虑，政治压力通常会阻止福利收益的相对下降。假设这种分配约束得以维持，那么，用于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增加，并增加私营部门税收负担，最终阻碍公共财政的进一步改善。第四，收入增加可能会增加服务的需求，包括对公共提供的福利服务的需求。总体结果是，在社会权利得到确立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本身可能导致公共财政状况恶化，而不是改善。只有在公共部门工资和/或转移支付允许低于平均收入增长的情况下，才可能减轻公共财政负担。第五，福利国家普遍出现的问题是，较高收入可能增加对休闲的需求，并减少给定工资率下的劳动力供给，税基因此受到削弱。总之，促进增长的政策不会同时获得提高生活水平和财政稳健的双重红利，面对这种困境，为了确保福利国家的稳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权衡。于是，就产生了接下来要解释的福利国家再平衡问题。

　　全球化、服务化和老龄化对传统福利体制造成了更大压力。1980年代以来，围绕福利国家的效率/福利再平衡问题，形成了一类政治经济模型，即艾弗森和雷恩（1998）所谓“三难困境”问题：财政收支平衡、收入公平和就业增长三个目标不能同时达成，只能以牺牲一个目标为代价而选择实现其他两个目标。[8]结合艾斯平-安德森关于福利模式的分类，雷恩提出了三类组合模式：（1）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以牺牲收入公平目标为代价，换取财政收支平衡目标和私人部门就业增长目标的实现。这种权衡模式的基础是洛克自由主义传统，认为市场具有内在的福利最大化功能，反对政府干预可能导致的资源错配。因此，这种福利国家模式重视个体对劳动市场的积极参与、重视自力更生、强调工作道德，认为市场工资足以体现个人贡献和综合福利水平。福利制度以家计调查、有限的转移支付和有限的社会保障规划为主导，并将给付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坚持对那些数量居于劣势、政治上边缘化了的贫困群体的“剩余原则”，总体上是为了避免福利代替工作。这种模式的典型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英国。（2）社团主义福利国家：以牺牲就业增长目标为代价，换取财政收支平衡目标和收入公平目标的实现。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比较起来，这类国家并不崇尚自由市场经济与个体自力更生，也不像社会民主福利国家那样重视普遍的社会权利，而是努力维持既有的地位分化。这类模式中，再分配政策不起重要作用。这种权衡模式的基础是欧洲大陆的教会-社团主义传统，重视共同体、家庭的保护作用——一方面来自市场经济的冲击，另一方面来自国家的过度干预。这种模式重视传统家庭关系的保存，不重视充分就业水平，福利给付以鼓励女性家庭照料为主。这种模式的典型是德国、法国、意大利与奥地利。（3）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以牺牲财政收支平衡目标为代价，换取就业增长目标和收入公平目标的实现。这种模式源于社会民主信念，注重福利与工作道德的融合，在社会权利确认上奉行“普遍主义原则”，有以下特征：第一，不像自由主义和社团主义福利模式所追求的最小需求的平等，社会民主福利国家追求最大程度的平等，并将这种追求视为社会团结的基础。第二，这种模式更加重视社会整合，蓝领与白领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所有社会阶层都被纳入一个普遍的保障体系之中，但是福利收益根据通常的收入分级。第三，与社团主义的辅助性原则不同，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更加主动地担负起老弱照顾责任，鼓励女性参与劳动市场。为了维持福利支出和税收之间的平衡，积极劳动市场政策和充分就业一直是重要政策目标，政府部门就业比重较高。这种模式的典型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按照雷恩的说明方式，以公平目标的表现为例，表1和图3对各类福利模式给出了一个直观比较，[9]可以看出：（1）最低收入与中位数收入比值（D1/D5）在三类福利模式中呈现出来的一般趋势是：注重就业增长和收入公平目标的社会民主国家如瑞典、丹麦、挪威，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典型如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社团主义福利国家的平等程度介于二者之间[10]。（2）中位数收入与较高收入比值（D5/D9）在三类福利模式中呈现出来的一般趋势与D1/D5类似。但是，如果从时间趋势看，D5/D9在各类福利国家中普遍呈现下降趋势，联系到图3，可以看到经济服务化并未从实质上改善中产者的地位。由此也可以推测，主要福利国家总体上的收入不平等在城市化和经济服务化时代没有得到显著改善[11]。

　　[2] 左大培、裴小革：《世界市场经济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0] 德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相比于原西德，1990年统一后，收入不平等呈现扩大趋势。

　　[11] 如，从世界银行提供的有限的基尼系数估算来看，1990年代以来，英、美、德呈现不平等加剧趋势，法国稍好一些，基尼系数变动较小。

　　基于发展权利分析的福利国家理论，抓住了城市化和服务化的本质。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注重经济效率的做法比较起来，福利国家模式更加关注效率/福利的平衡，即社会均衡的实现条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用了20年时间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共同富裕这个更高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均衡社会模式的确立。虑及这种规划是在城市化、服务化、老龄化背景下提出的，由社会权利体系塑造的中国式现代化，因此也具有了前文所述福利国家模式的特征。也正是因为如此，立足于效率/福利再平衡视角分析中国转型问题，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发展图景与社会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可以由三个基本理念概括：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共同富裕，落脚点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均衡发展。就国际比较的共性与中国特殊性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1）总体趋势的表现方面：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新常态逐步显现，资本和人口红利驱动的高增长结束，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轨道。前文中的图1和图2，显示了中国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一些共性趋势：与发达国家经历的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的趋势类似，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工业化高增长之后转向城市化和服务化，同时，作为高增长基础的人口红利消失。但是，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发生在时间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第二产业作为就业主阵地的作用相对于发达国家偏弱，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在经历了最近30年的增长后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峰值没有达到过30%以上的水平。（2）服务业的表现方面：与城市化发展相一致，中国经济总体上发生了经济服务化趋势，但是，服务业内部结构和发展水平却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就最近20年的比较来看，如图4、图5所示：第一，从横向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传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较大，显著高于欧美国家20%左右的水平；第二，从纵向历史比较来看，中国传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下降的同时，其就业比重却是上升的，因此，在时间轴向上，中国传统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是下降的。第三，中国金融和房地产行业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房地产部门近年来发展过快且增加值比重较大。这里的分析旨在强调中国服务业低端化、泡沫化这个为人们熟知的事实，这种趋势抑制了服务业结构升级，典型如中国高技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显著偏低。（3）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表现方面：受到初始条件的限制，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现代化主要围绕经济追赶展开，社会发展的短板主要表现为：第一，人力资本结构中，初等、中等教育程度比重较大，高技能、高等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第二，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化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显著提高，但是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保障制度不健全的问题较为突出；第三，中等收入群体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的基础较为薄弱。值得期待的是，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有望得到逐步解决。

　　从福利国家理论的视角来看，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在效率/福利动态平衡机制之上，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均衡社会图景。对此，普遍共识有二：一是财政收支、公平和就业的“三难困境”主要发生在经济服务化的背景之下，而这种困境在福特主义工业化时代并不明显，主要得益于工业化提供的效率、税收和充分就业基础。二是，按照雷恩的说法（Wren，2003），服务业的发展更易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2]这是由该部门行业结构的特殊性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与知识信息有关的高端服务业吸收就业的能力毕竟有限，大部分就业被中低端服务业吸收，这在发达国家是一种普遍现象，且在中国表现得更加明显。结合中国现代化模式建立的必要性，扼要提示以下问题：（1）现代化模式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多样性和分化。前文已经述及相关事实，此处结合中国转型给出一些补充说明。问题的关键在于，正是各国不同的劳资谈判制度与福特主义的结合，形成了多种福利国家模式：也就是说，现代化模式的分化基于具体国情。这也是福利国家理论特别关注制度结构差异的原因所在，尽管各国在效率水平和福利水平上可能存在收敛现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式”的意义所在，就像英美国家遵从自己的自由主义传统、欧洲大陆国家遵从自己的社团主义传统那样，中国的现代化也需要依据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构建自己的模式。（2）基于条件变化更新理论视角。中国改革开放适逢发达国家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去管制化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推动了中低端产业向发达国家转移，要素比较优势是这波全球化的核心特征。这个时期的中国工业化带有显著的传统发展主义特征，典型如以生产供给为中心推动经济发展，由之，效率和规模在较短时期内获得了提升。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些更加综合性的问题也呈现出来，典型如怎样培育内生动力？如何理解经济服务化趋势？如何理解广泛存在的失衡问题等等。中国的城市化涉及经济、社会、国家治理更加复杂的协调，也正是因为城市化的特殊性，需要立足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视角看待问题。十九大报告和“十四五”规划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论述，以及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确立，可视为理论认识的巨大转变。（3）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进步或社会结构的合理性是根本的，主要表现为白领取代蓝领成为新中产群体、并主导了二战后现代化的升级和演进。主观上，福特主义对利润分享和公共服务的支持，是为了推动资本积累、维持生产扩张，但是，福利国家模式却在客观上促进了知识中产群体的崛起，社会结构因此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并为1980年代以来的知识经济奠定了基础。这种实践体现的一个规律是，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构成了城市化的内在要求。比较之下，在向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这个更高目标迈进过程中，效率/福利均衡取向的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构建、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一体化协同，也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本意。

　　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图景来说，新发展理念确立了新时代发展纲领，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均衡社会实现路径，共同富裕指明了未来图景。针对经济服务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增长悖论”与财政、公平、就业的“三难困境”，经济社会政治层面的主要应对策略简述如下：

　　1.推动产业协调发展，巩固创新与效率的基础。第一，中国服务业自身的弱质性，决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重要性。现阶段中国服务业存在的问题，前文已经重点提及，主要是传统服务业效率较低、金融房地产占比较高、科教文卫等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服务业的特征是知识经济，其质量直接取决于人力资本状况（袁富华，2021）。[3]但是，鉴于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和社会发展滞后的现状，服务业升级需要一个过渡期。至少就未来一二十年来说，服务化还不足以支撑起城市化的效率/福利动态平衡要求，面对这种约束，扭转“脱实向虚”以获得稳固的效率和发展基础，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任务了。第二，这就引出了避免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产业协调发展仍然是中国式现代化重中之重。发达国家的服务化，是在经历了漫长工业化之后的一种发展升级，即使如此，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服务化趋势下的失业、不平等问题，何况中国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发生脱实向虚问题。就产业协调而言，取向是：整顿金融秩序，消除经济泡沫，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宽松环境；在促进服务业态多样的同时，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巩固创新和产业协同升级的基础；重视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化建设，特别是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培育创新生态。第三，农业部门的脆弱性和重要性在城市化时期往往同时呈现出来，脆弱性源于城市化无序扩张对农业的侵蚀，重要性源于中国是人口大国，好在国家对这些问题已有充分认识，对“三农”支持的制度化、系统化、连续性仍是未来政策着力点。

　　2.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打造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在国家、市场（企业）、家庭福利组合方面，偏向于效率的传统发展主义，通常是简单地将家庭视为劳动力供给的一侧，并将其看作资本积累的手段，即使注意到了国家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但大多侧重于国家之于资本积累的作用，这是由工业化追赶的客观要求决定的，有其特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福利国家模式则相反，焦点在于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以社会保障制度化维护社会权利是其重心。对于中国转型而言，面临着重新审视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三方关系的问题，原因在于人口红利耗尽之后，老龄化的负反馈影响将逐步显现出来，家庭发展在理论和实践的地位变得重要。立足于养育、教育、婚姻、养老这个生命历程设立社会政策，以形成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反馈，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模式确立的基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所蕴含的“生产性”、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性，就是源于这种认识。第一，正反馈是内循环的有力支撑。从联系和过程角度来看，社会政策的正反馈是这样的：通过公共支出提高教育、医疗等广义人资本，扩大知识中产群体；中产群体一方面是企业家精神的土壤和人力资本要素的提供者，有助于推动生产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是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者，有助于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由此，国家、市场（企业）、家庭的联系得到增强，良性循环得以建立。第二，共同富裕是一项综合社会工程，需要有序推进。共同富裕规划了一种良好社会结构，在扶持的基础上，实现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但是，作为一种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理念，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建立在有序规划上。现阶段，中国已经完成了全面小康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措施是：通过财政、金融、教育、就业等配套政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通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提升中产群体比重；通过再分配制度设计，促进社会公平、激发社会活力。

　　3.加强法治国家建设，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作为制度保障，这是由新时代的条件和要求决定的。第一，市场秩序的规范方面。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不是自由放任，而是在规范约束下的合法竞争。现阶段的市场失序，主要表现为金融化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冲击，典型如房地产、平台经济中的资本无序扩张，从而加剧了脱实向虚的被动局面，为此，需要加快推进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与完善，让市场回归有序。同时，应该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法规供给，满足国家治理和创新激励的需要。第二，参与和共享的规范方面。国家、市场（企业）、家庭福利组合在当代的及其重要的作用，是将参与和分享的公共政治领域呈现出来，各种层次、各种议题借着这个平台进行公开讨论、协商、谈判。相应地，全过程民主作为一种鼓励参与的规范模式，目的在于回应社会各方权责诉求，达成现代化方案的广泛共识。第三，政府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合理化。这是就国家与市场、家庭的关系而言的，作为提供规范、提供社会保障、提供公共品的社会子系统，政府自身的决策应该得到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认同，特别是在社会分化和社会联系日益增加的福利国家模式下，政府行为的规范构成了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石。

　　[1] “传统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汽车和摩托车修理、运输仓储、住宿餐饮；“技术服务业”包括信息通信、科学和技术活动；“金融与房地产”包括金融和保险活动、房地产活动；“公共事业及其他”包括行政和辅助活动、公共管理和国防及强制性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及社会工作、艺术文娱、其他等。中国样本期是2004~2019年，其余国家样本期是1995~2018年。

　　[3] 袁富华：《服务业结构升级、效率补偿效应与高质量城市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3期。

　　福特主义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劳动组织和社会关系，作为这种过程和联系的制度化，福利国家模式的确立赋予资本主义现代化更加完备的形式——即均衡社会。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社会二分状态不同，福利国家模式下的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以社会权利为纽带形成了互为前提的共同体，并因各国历史、文化差异呈现出社会图景的多样性。但是，由于受到石油危机冲击和自身蕴含的“增长悖论”的制约，发达国家在1980年代进入后福特主义时代，这个历史时期中，以弹性安全为原则的积极福利国家模式的探索，试图找到一种适应高度城市化、服务化和老龄化的再平衡机制。整体看来，福利国家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从根本上更新了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认识，并且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提供了均衡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四十年的快速工业化，为更加均衡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总体上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图景。就社会进步这个现代化本质要求而言，对的扶持、对中产群体的培育、对社会团结的维持，无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稳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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